安陆南城孔家营之历史渊源小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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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陆南城孔家营之历史渊源小考

文/孔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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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陆南城是一个充满历史传说的地方。

“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富。”-先秦墨子《公输》。这里自古以来物产丰富、富甲一方，为兵家必争之地。据史志记载，古汉阳郧国、楚国云梦猎苑主体在云梦泽北、沿涢水川泽以东、澴水川泽以西地域。

唐代诗人孟浩然名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描写出了洞庭湖水上涨时的磅礴气势，古老的云梦泽快要沸滚蒸腾，岳阳城也似乎被巨浪给冲撞得摇荡不已的情景。云梦泽为上古九泽之一，就是今天的湖北省江汉平原上的古代湖泊群的总称。可见云梦泽水与洞庭湖水体相连，蔚为壮观。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14244/wps3.jpg

由此可见，今天的城南属于古猎苑、云梦古泽的边缘山丘，随云梦泽泽水逐渐退化，而不断向南扩展。由此可见，古时这一带是湖泽水体相连、一衣带水的湿地。斗转星移，随着地壳的不断运动，地形地貌的变化，沧海桑田，才逐显现出今天的山地良田。

出了城区沿着府河，不远就一个名叫“毓秀阁”的地方，但它确曾是古时候安陆城人避祸祈福颇负盛名的阁楼之一。如今已荡然无存，地名更是少有人提及。再往南就是有“龙生虎养凤遮荫”传说故事的虎乳岩。相传为楚令尹子文生后被弃、受虎哺乳的地方，长大后成为一代名臣。“石崖高踞涢水东，旧史相传古梦中。”清嘉庆德安知府周开谟《虎头崖令尹子文祠》。清康熙年间张英、王士祯等编纂《渊鉴类函》记载：元祐八年（1693），宋哲宗诏赐安州楚令尹斗穀於菟子文祠为“忠应庙”，追封子文为“景德侯”。再往前依次是：好石桥高台商周遗址、孔子晒书台遗址（孔子适楚）等等。在“毓秀阁”与“虎乳岩”之间，依次是齿唇相依的自然村：李家兆山、孔家营、（钟吴）肖万、高彭、仰家棚子......与其他地区自然村一样，这些村多以姓冠名，但唯独孔家营却显得别具一格，名中带“营”。

孔家营因何得名、是什么原因使其与众不同？“营”字又有何特殊意义？

安陆南城孔家营的名称史料并无记载。曾有人对安陆地名作过考究，《安陆县地名志·1982》上记载三大“营”，（南城乡虎乳岩北“孔家营”、陈店伍店村的伍家营、雷公六合村的许家营），赵棚镇叶家寨边有个“兵场”；接官乡有会寨和土寨；洑水镇有聂家寨及“军刘（上、中、下军刘）”；李店有落楚塆、烟墩塆、夏家寨；棠棣镇长岗村原“军张”等。认为这些“现实地名”中是有必然关联的，进而推断：孔家营，因古代在这里驻扎过军队而得名。

笔者认为单从“现实地名”推断带“营”字就“驻扎过军队”值得商榷。

一、“营”字小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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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中国地图，不难发现，从呼和浩特到云南，其间仅内蒙古、黑龙江、河北、河南、安徽、湖北等地孔家营就有数百个。

百度统计显示，仅呼和浩特一地的孔空营就多达57处，而诸如姜家营、孟家营、王官营、马官营、火石营等带“营”村落则多不胜数。可以说处处有营，有的以“家”为称，如于家营；有的以“官”为称，如丁官营；还有的以地貌为称，松棚营、茅草营等。

那么为什么会形成如此多带“营”村庄？而各地孔家营名称为何如此雷同？“家营”、“官营”又有何区别？这些“营”又始于何时呢？是否与特有孔氏文化有关？

大范围内带“营”村如此之多、如此一致决非偶然！尤其在通讯和交通极不发达的古代，这种现象，无非三种情况：一是文化传承，通俗说即礼数约束、约定俗成；二是宗教信仰；三是行政推动。但各地民族文化教育、信仰自古以来不尽相同，可见，大范围“因文化信仰聚居”而称为“营”的可能性不大；村名带营的不仅孔姓，还有许多如许家营、张家营、吴家营等，显而易见，村冠以“营”与孔氏特有文化无关。由此可见，村冠以“营”只能是“行政推动”。那么行政推动为什么称“营”而非其他？也就是说带“营”的村落是咋来的？

1、营：广义的“屯兵驻地”演绎为“军队具战斗力的编制单位”

营，是个多义词，共有五种含义。一是经营、料理，如《王兴传》载：“自所营创，尤为节俭。”二是谋求、钻营的意思。三是迷惑，如《孙膑兵法》载：“营而离之，我并卒而击。”其中的“营”即是迷惑的意思，用假象迷惑敌人，分散敌人的兵力，一举击败敌人。四是建造，如《晁错传》载：“营邑立城。”五是军营，即军队的驻地，如《史记》载：“周勃徐行至营。”其中的“营”即指军队的屯兵驻地。

营非自古有之，隋唐以前乃至秦汉，均实行“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即日常在家务农，一旦国家有战事，由州府下令征兵入伍，服役的年龄为20至60岁之间，每人一生有两次服役，一次在地方，一次在边疆。所以才有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唐玄宗中期安史之乱后，地方豪强林立、拥兵自重，朝廷临时征兵困难，府兵制已形同虚设。唐开元十六年，宰相张悦上书，建议召募勇士，建立固定的禁卫军，从此兵民脱离，国家开始有了固定的军队，营始为军队的驻地。

宋朝与唐朝之间仅有50年动乱岁月。以军夺权的宋太祖深谙如何“军控之道”，遂将军队的编制改为“都营制”：十人为一什，五什为一队，二队为一都，五都为一营。全国以“营”为单位，设立指挥部，即每500人设一名指挥官和指挥机关，加强了部队的指挥作战的能力，比过去“千夫设一长”的建制更加严密有效。从此，“营”成为军队中最具战斗力的编制单位，也使营的含义由单纯的军队驻地增加了新的内含。

2、营与屯的关系

其实在北方一些地方，也有不少自然村称作“屯”（赵本山《咱们屯里的人》）。自然村名称，在今天看来，看似自然，事实上，象历史上任何一个传统、习俗一样，“名可名，非常名”，称呼以名多是大有来历的。

众所周知，封建社会农民离不开田地，较奴隶社会虽然其人身依附关系有一定程度上的松弛，但还有到完全自由组合形成村落的程度，土地依然是其依附之根本。可见，无论村名作何称呼，土地是农村永远是农民的必然关切！那么营与屯有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屯”与“营”的关系要追溯到汉代军队的给养制度。

西汉时期，国家强制农民或士兵耕种国有土地，征收一定数额田租，即屯田。汉文帝以罪犯、奴婢和招募的农民戍边屯田；汉武帝调发大批戍卒屯田西域。但当时屯田主要集中于西、北部边陲，主要方式叫“军屯”。东汉末年，战乱连年，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粮食短缺，形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建安元年（196），曹操采纳部属建议，在许都（今河南许昌）附近进行屯田。“于是州郡列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并群贼，克平天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据说当年屯田收获谷物百万斛，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

曹魏屯田有“民屯”和“军屯”两种。其实质是“以战养战、平战结合”。是医治战争创伤的重要工具。对安置流民，开垦荒地，恢复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曹操统一北方创造了物质条件。尔后，吴、蜀也都实行过屯田。

由此可见，田地、军队、屯、营在这里自然结合了。

3、明代对军垦制度的进一步发挥

明太祖灭掉元朝后，将蒙古人赶到长城以外，但北元仍是明朝北边的最大的威胁，因此明太祖开始大量往京东一带移民，并将军队改为“卫所制”。为解决军粮供应的问题，明太祖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兵农合一的制度，兵士叫“军”，户籍世袭，永为军籍，平时种田，战时应征入伍。但土地很快被军官占为私有，士兵大量逃亡，“卫所制”形成空架子，极大地削弱了明朝军队的战斗力。这是燕王朱棣能起兵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明成祖继位后迁都北京，长城沿线的防务更为重要。因此，他改“卫”为“营”，在京都设大营，在京东和长城沿线大量驻军，以“营”为单位，并将跟随燕王靖难战争中立有战功的将领迁到此地为官。而各营之间的联系均以驻军将领姓氏为称，所以留下许多带“官营”的村落。同时，明成祖将兵民分开，驻军不再种田。为解决军粮供应，在永乐年间大量移民至此，按军队编制，成为“军垦户”，每亩收成十分之一供作军粮，其余归己，不参加战事。这项政策得到移民认可，获得成功。许多移民举家族迁来，以姓氏为称，以“家营”为军垦户的代称。同为军队编制，但有“官”“家”之分，其后各朝延续这项政策，解决了驻军和供粮的矛盾。大部分带营的村称均为明朝永乐之后所建，形成众多“以地貌、方位、纪念源头省份等而名”的带营村。

清朝，军队为八旗建制，入主中原后，在汉人的军队中留有“营”的编制。军垦的形式自然沿袭下来。

建国后，为了开发一些农垦区，国家统一把部队改编进驻农垦区。今天，有有些农场内部单位仍保留着“连、营”之称。

但安陆南城孔家营是否也是这样历史形成？

据史料记载，在元、明、清时期，安陆就设有两大军训场（校场），大校场在县城北门外的舒家堤（今圆通寺、护国、肖台社区一带），为府教军场。县城内北隅（即今安陆棉纺厂厂址），设县教军场。交通方面，《道光安陆县志》显示：“东西三滴水，南北两层楼”的格局已红形成，“铺”是设有“驿站”的地方，只有“官道”才设有“驿站”。安陆民间有歌谣：“五里一店，十里一铺，三十里一烟袋（墩），六十里一花园（城市）”。安陆城周边有东十里铺（开发区十里社区），西十里铺（棠棣镇十里村）、北十里铺（府城光明社区），唯独没有南十里铺。“没有南十里铺”，就是没有建立“官道”。从地理的角度去考量，虎乳岩山系以北与孔家营以南平地（古云梦泽二级川泽）淤泥深厚，无修路之必要；从现实的角度去审视，安云之间有通道，没有必要劳民伤财去造营，设兵营以补之。

由此可见，孔家营并非驻扎军队，应属于官设“民屯”。而从现实地形看，孔家营南是“壕沟”，营西是“长堰”，营东是40多亩的“大塘”（饮水自古是兵家安营扎寨考虑的首要因素之一）。孔家营，至今有个地方叫“寨上”，当是营地办公之所。（笔者幼时，那里因平整开阔作为生产队作晒场，用于打谷、分粮的场地，四周为壕沟，今孔凡署宅基地）。从工程和规模来看，远非民间自发而能成。

二、为什么选择“南门”屯垦

正如前述，安陆古城以南大部地处古猎苑山丘、古云梦泽边缘地带，相对适宜居住还在北城，且在与孔子游历主线之间并无其他交通主干线，换句话说，主是南城属于未开垦处女地，鲜有人居。

当然，时过境迁，现今的孔家营一带地形、地貌与古时并不尽相同。从安陆古城地形图看，东城为海子湿地和海子河，北城古代是沼泽，《舆地纪胜》《德安安陆郡县志》《安陆县志》等历代史料是这么记载周边山岗的水系的：“涢水又南径三陂港，乌兔山水入焉......在北月城下，注于涢”。由于“一次涨潮三尺泥”，涢水归流，古城北边广袤十里的沼泽湿地慢慢被覆盖。唐宋时期成了德安府训练士兵的府教军场和大片农村旱地。到了明清，开始有居民落户垦荒。据说，当年城北建设大转盘时，旱地以下3-8米全是流沙。而向南门，出了来熏门，安陆城南隔海子河有凤凰山、营盘山、李家兆山，是一脉相成的浅丘山体（桐柏山系）。

那么是什么原因还是选择向南设营“屯垦”？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向南拓展？难道历史经历过什么发展机遇？为什么孔氏一族成为众多姓氏中唯一官设“民屯”？

安陆城北由于“一次涨潮三尺泥”，涢水归流，古城北边广袤十里的沼泽湿地慢慢被覆盖。唐宋时期成了德安府训练士兵的府教军场和大片农村旱地。到了明清，开始有居民落户垦荒，而南城则无更早记载。

关于孔家营的最早文字记载散见于民国时期的一些“家谱”和地方志：“民初设南城乡、北城乡，孔氏先祖墓多于此两地，因北城乡时有水灾，而南城乡临古猎苑，故迁聚于此。”可见民国初以前孔氏已有人在城南乡居住。而此前早至什么时候并无记载。此即说明两点：一、南城很大一片一直属于“冷冻地带”。只有比北城更有利条件或相对更有条件的原因才得以南迁。二、居住并非屯垦。 　

在古代，家族多以聚住而生存基本惯例。从孔氏家谱记载（原谱文革已毁），列祖列宗墓地多于城南门外凤凰山等地，后世为守墓、祭祀方便而零星散居于此。关于这一点，从云梦汤孔可窥一斑：汤家湾与孔家湾邻近，习惯合称“汤孔”，相传明朝洪武年间，当朝官兵杀人如麻，杀得“路不拾金，夜不闭门”。后从麻城筷子街移民过籍至此，先移民到汤家洞，又迁到小罗境内汤家井暂住，最后搬到现在的地方落脚“生根发芽”，名“汤家湾”。后离湾一里之隔从安陆“上孔家冲”迁来一族，孔姓一家扎营安寨，休养生息，又发展成了一个湾子叫“孔家湾”。这只是众多自然村因姓聚居而成的一个缩影。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安陆南门”这片“冷冻地带”变得比北城更有利条件成为官府的开发规划？

纵观历史，人口迁移发生的前提无外几个原因：战乱，瘟疫，逃荒，官府推动。抑或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从而最终推动一个共同实质目标—移民。

对于统治来讲，移民屯垦不仅能使“人稀”的面貌得到改观（史称“实边”），从而使全国人口分布趋于平衡，而且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恢复经济，而且有力地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闯关东、走西口、蹚古道、下南洋、赴金山”，历史上一次次有名的人口大迁移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

如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后，北方少数民族趁机起兵入侵中原，大肆杀戮，史称“五胡乱华”。90万中原汉民迁往南方。从此我国的文化中心也开始南转；唐朝玄宗时期“安史之乱”。约有100多万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定居。北宋末年，公元1126年，金兵南下攻陷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南宋建立了，此后长达100多年间的宋金对峙，黄河流域成为主要战场，造成约200万左右的人口南迁。

但移民次数、规模、意义深远莫过于明朝“洪桐大移民”和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

明朝洪武六年，至永乐十五年（1368—1417年），历时50年共进行了十多次大规模强制性移民移民，几十万人口从山西，迁往中国一半以上地区，涉及今天的十八个省四百九十多个县市的八百八十二个姓氏，上百万人！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移民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史称“洪桐大移民”。

明末清初，经历连年战乱、灾荒瘟疫，四川人口大幅度减少，到康熙24年，四川人口降到了9万多。于是清政府从湖北、湖南、贵州、江西等地陆续迁移100多万移民来到四川，史称“湖广填四川”。大量人口的迁走，使湖南湖北两省的人口急剧减少。于是又从江西省迁移部分人口，填到湖北、湖南两省，这就是“湖广填四川”的后续“江西填湖广”。所以湖北和湖南两省的人，都认为自己的祖上和江西人是亲戚，就有了江西老表”的称呼。

那么，安陆南门是不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又为什么南门屯垦选择孔氏一族？孔氏家族又是从何而来？

三、南城孔姓一支寻根探源

据谱载（原谱已毁于文革）：安陆孔姓始迁祖-闻达公，即57代衍圣公次子（孔讷，希字以前无辈，公元1384）、第58代衍圣公后裔-功熙公玄孙（明末，四世孙）。明季封昌平侯、食禄江西。时任江西兴国州教谕，（注：兴国州：明清时期的兴国州辖阳新、大冶、通山三县，阳新地盘最大。即使到了今天，原来阳新的一些地方划给了通山、大冶，但其面积仍然有2780平方公里，仍然是最大的。）现在包括阳新、大冶在内的黄石市总面积为4583平方公里，阳新县面积比大冶与黄石市区的总和还要大。兴国州所辖阳新、大冶、通山三县，其中通山县九宫山即历史上明末军闯王李自成兵败被杀之地。如今该地仍有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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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逢李自成起义（1627-1645，谱称李闯之乱），“公携二子贞圣、贞贤既義仆子臣、子愚，辗转逃来安陆”。从时间上看，可见，安陆南门的屯垦既不是发生于明洪桐移民（1368—1417年），又不是发生于清乾隆年间（1756-1769年）的“湖广填四川”。可以确定，这支孔姓在明末李自成起义之后，来自当时的兴国州（今湖北阳新）。

那么，闻达公又是如何辗转到达安陆？

我们先看明清时期的人流走向和交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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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武汉-九江段）呈南北走向，九江到安徽东至段方呈东西走向，东至（长江至此向东流）因此得名。阳新所在兴国州位于武汉-九江 段西边。古称江西，又称江左。（孔闻达任江西兴国州教谕）

从地图上看，阳新-大冶-黄石-黄冈-新洲-麻城-红安呈一条直线，如今已建成高速公路。麻城位于大别山南麓，自古以来是陆路南下北上、东进西出的主要干道。山地资源丰富，古时候科技不发达，人类居住地多选择大山、大江。大山可抵御严寒，大江水资源丰富，山地可种植家作物，山林鸟兽可以狩猎，堪称当时“最适宜住地”。加之处于交通大动脉上，自然成为时人争相奔涌首选。由于麻城等地得天独厚的地理自然条件，交通便利（古称“穆陵关”，今麻城市，出入淮河地域的重镇），商贸活跃，人口迅速繁衍，这里自然也就成为历史上多次战乱后重建的人口迁出地。前述“明洪桐人口大迁移”、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清乾隆年间1756-1769）等人口大迁徙莫不与此有关。有名的“麻城过籍”就发生在这里。如今川渝等地居民追溯祖籍无不源自麻城。在麻城，现在还有个孝感乡，据传现在孝感的人其祖辈多来自麻城。如今的孝襄等地仍把“睡觉做梦”说成是“回麻城了”，这种坊间俚语口口相传自然沿袭至今，乃是先祖对故土思念的真情流露。从明代史料可以发现，麻城与孝感是出现率最高的两个地名，其中，孝感占41.18%，麻城占29.41%，麻城孝感乡占5.82%。

“李闯之乱，国破家亡、妣孺人死于乱军中，（余不详）公携二子贞圣、贞贤既義仆子臣、子愚，辗转逃来安陆，定居于县西烟墩店附近塆垱，即孔家大堰。”此处辗转多指经过中间地。那这个中间地指哪里？

麻城与安陆虽均在江北，从阳新（古兴国州）角度看，无论是知名度，还是距离上，尤其在通讯不发达的古代，麻城无疑成为乱民盲流的优先。由此分析，随乱民人流北渡逃难，涌入麻城可能性成为必然。然而，随着麻城难民增多，生存条件变得恶劣，人们只得沿着流动路线（非官府行为），只能漫无目的寻找适合生存之地。

事实上象闻达公一样，辗转流离最后落籍异地的成为流寓户的孔氏后裔不胜枚举。如：

五十三世孙孔瀛，年二十，即任昌因学正，历任江浙等处儒学副提举，阶将仕郎。寻以使事入蜀，议连兵殄寇。至蜀，蜀乱。公间关巴峡间。久之，复经云梦泛洞庭回鄂。鄂又乱。妻张、子思樵溺死，……航彭蠡，直趋豫章。寻自豫章下九江。九江又乱。百具咸没。公被垢衣怅怅走。"

由此可见，在古代战乱频仍的日子里，孔氏后裔生存繁衍的不易。他们为生存繁衍而躲避世乱，不惜辗转游离，长途跋涉，疲于奔命。

为什么从阳新到安陆要展转麻城？我们再从明清交通情况作一史实原还。

正如前述，明清时期麻城的知名度和繁荣程度、交通重要性远非今天能比。巧合的是，安陆与麻城处在同一条东西主要干线。

历史也证明，从大别山到大洪山是一条重要的的咽喉线，无论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传播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尤其在古代其战略作用尤甚。这些从一些遗址和历史典故中不难发现。

“雄居郊郢，染指中原”，一直是楚武王的夙愿。古云梦泽、猎苑，既是楚王的游猎区，更是楚国练军备战的操演地。有舟船、冶金、炼铁等战略物资的制造基地。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破楚郢都，攻竟陵，占安陆后，分兵南下湖南，他自己则回咸阳；号称百万大军的楚国兵败如山倒。面对惨败的局面，楚王派人请回了被他放逐到赵国的谋臣庄辛。“亡羊补牢”的典故就出自于此。不难推断，公元前496年孔子周游东南游列国时途经安陆“晒书台”应即此道；2018年京山苏家垅曾侯墓出土青铜器有铭文：“金道锡行”。进一步佐证了此线为确保湖北大冶铜绿山为主的铜、锡战略资源通道。

三国时期这里还是魏吴的国界线。宋代金兵南下，这条线是南宋与金兵的分界线。端平年间，蒙古大军占领了这条线，北控中原南挟江汉。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围剿中原，新四军五师突围，两年后解放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都是为了扼守这条咽喉线。这条线是江汉平原的北大门，是中原地区的南部屏障。

这条战略通道位于云梦泽之北的缓丘地带，从麻城过安陆到京山几成直线，相距约170公里，便于战车和步兵运行，更利于粮草补给，进而延伸进川入蜀。由西向东，从长江顺水而下多走水路；从东向西，逆水必然走陆路。唐代大诗人李白（“少而学，壮而游”）出川的方向正好相反，其落脚点亦即安陆。这绝非是历史的巧合。至于后世”湖广填四川“即由此道入蜀。

由是分析还原历史：始迁祖闻达公在兴国州（即现今阳新一带）任教谕（学官），逢李自成义军南下到通山（历史上李自成离开北京南下后，到达今天的通山县，最后在湖北通山九宫山被当地地主集团杀害）。闻达公家在战乱中家破人亡。随着乱民渡江北上，到麻城后又随逃难人流沿着历史上的东西向的陆路大动脉向川渝移动（今天的沪渝高速只是这个路向的整体南移）。在寻寻觅觅的流动中，闻达公流落到了安陆（今天的孔家大堰），并在些生根开花。

至此，安陆南城孔姓一族寻根脉络基本清晰。

四、安陆南门孔家营的形成

（一）、明清非常时期，以明朝的旧例优待孔子后裔的确立

说到孔家营的形成，不得不说孔氏家族一个重要人物- 第六十五代衍圣公孔胤植，字对寰，号懋甲。明熹宗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袭封衍圣公，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加太子太保，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晋太子太傅。适逢明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当地义军烧孟庙、围曲阜，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皇帝吊死景山，大顺军跑了，来了满清大军……数千年孔府，岌岌可危。面对清兵入关、孔府生死决择的关头，52岁的衍圣公敏锐地观察到：清兵还没有入关的时候，就在盛京修孔子庙，祭拜孔子了。于是，他果断地向清廷呈交的一份《初进表文》。收到衍圣公的这封信，清朝统治者可谓是喜出望外。多尔衮立刻颁发令旨，仍封孔胤植为衍圣公，以明朝的旧例优待孔子后裔。并特别指出：“先圣孔子为万世道统之宗。本朝开国之初，一代纲常培植于此，礼应敕官崇祀，复衍圣公并四氏学博等之封，可卜国脉灵长，人文蔚起。”

那么明朝旧例又是什么样？

明朝时期，朝廷给予衍圣公极其家族有许多的优厚条件，

一是公爵。明代的衍圣公是正一品服色，超过六部的尚书，为文官之首，与亲王等同。

二是长子授予二品衔。衍圣公的长子长到十五岁，如果还没有袭封衍圣公爵位的话，则授给二品服色。

三是衍圣公的次子授以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主持祭祀子思，第三子着世袭太常寺博士，则到孔子做中都宰的汶上县，主持圣泽书院，随着每一代公爵递为更替。

四是曲阜知县的保举。天下的州县皆用流官，唯独曲阜的知县用孔子后裔，其官由公府保举，以授此职。此外，衍圣公还能够保举曲阜孔颜曾孟四氏学、尼山书院、洙泗书院的学录，保举本府的管勾官、司乐官、典籍官、掌书、书写、知印、奏差等属官的特权。

公府还有大量的屯田。洪武元年，一次赐给孔府祭田2000大顷，永乐年间，又赐给73大顷。钦赐祭田允许孔府自行招募佃户，正统年间，确定以500户、2000丁为孔府的亲拨佃户。

此外，明朝还优免孔子子孙的杂泛差徭，赐给孔府庙户、乐舞生、礼生来为孔府服务。孔府在明朝享受的这么多特权，多尔衮这一条“以明朝的旧例优待孔子后裔”的指令，清朝对历史上所沿袭下来的对孔家种种优待“俱应相沿”并“期于优渥”。孔胤植凡进京朝见，皇帝都遣迎劳，入朝，班列大学士之上。

在这样一个改朝换代的特殊时期，通过衍圣公孔胤植的积极斡旋，孔府不仅顺利地与新政权实现了对接，原来在前朝的权势一项没有减少，竟然又获得了新朝一系列的新的优渥。孔胤植为孔府的生存赢得了契机，也为各在孔姓后裔创造了良好的生存庇护空间。

我们再看，“清兵入关、李自成退守九宫山（明末兴国州，今湖北通山、阳兴）”，这个时期正好是安陆孔姓始迁祖62代闻达公在安陆落户之时。孔胤植从孔氏家族的最高层无疑给全国孔氏一族带来了生存、发展壮大的大好机遇。经过三代人的繁衍生息，闻达公在安陆终于开枝散叶：63代贞贤公开创祖业，孔氏子孙逐渐增多。64代尚进公、尚硕，开始得到官府（安陆）庇护。尚硕迁围山北坡之下。开馆授徒；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65代衍俊公（本胤，为避胤禛讳，改为衍） 赴曲阜请谱，获颁家谱10本20字。几经战乱，谱失。 66代興哲公购置产业，后又太平天国（坊间称“洪杨之乱”）陈玉成三洗德安（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三月十日，太平军攻入安陆县城）、股匪掠掳、瘟疫（民七年瘟疫民初尚30余户，大二两房绝嗣）等，67代始分支随安两地。作为孔子后裔，清朝“以明朝的旧例优待孔子后裔，俱应相沿并期于优渥”的政策逐步得以落实。

（二）、大成殿、文庙儒学复兴

儒学，又称学宫、圣庙、文庙、孔庙，既是主管教育的行政机关和学校，也是祭祀孔子和先贤的场所。德安府儒学设在府邑安陆县，主管所辖州县的教育行政。清道光版《安陆县志》记载：“德安府儒学 宋庆历六年（1046年），郡守孙甫建而未就。”嘉佑元年（1056年），郡守魏炎主持将府儒学建于南门外东偏，计“夫子殿及东西二堂八斋室”。

清朝初期，书院成了反清复明的重要宣传基地，朝廷关闭了全国所有的书院。但统治者马上意识到，离开了汉民族的儒教文化，他们将寸步难行。于是尊崇儒学，恢复书院在全国各地迅速开展。

顺治八年，知府李慎修（儒学），稍为补葺（《沈志》）。十五年（1659年），知府冯云朝捐资修启圣祠、大成殿、两庑、名宦乡贤祠、敬一亭、斋房等，筑垣墙，饰黉门，旧制聿新。十八年，黄州进士樊维域任教授，力请于知府高翱、知县宋尔祁量输资财，维域捐俸佐之，为教职廨者三。康熙元年（1662年），知府高翔鸠工庀材，聿新殿庑，次曰明伦堂，曰斋舍，曰棨戟门，曰棂星门，悉焕然改观焉（《沈志》）。

康熙二十一年到雍正年间，历任知府几乎是每五年主持一次维修府儒学。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知府罗暹春添建两教职学舍于明伦堂后。四十七年同知肖良玉倡导重建了大成殿。德安府儒学一时成了湖北北部各州县中最壮观的儒学建筑。咸丰年间，太平军两次攻陷安陆城，明朝遗留的藩王府邸和府儒学悉数烧毁，仅剩一座大成殿。

从光绪五年到十一年（1879——1885年），德安府儒学历经六年在原址上复建成功，并增建跨鳌堂。这时的儒学，正南是巨石垒砌的三座牌坊，正中泮池坊上书“龙门”二字，左有崇道坊，右有育才坊。过牌坊往北是汉白玉砌成的拱形石桥，名曰“泮池桥”。泮池桥两边是人工开挖的池塘，池里碧波荡漾，荷青花红。过泮池桥再北是大成门、大成殿。大成门和大成殿是中轴线，东有东庑、名宦祠、崇圣祠、圣域、义路、儒学门、土地祠；西有西庑、乡贤祠、训导署、贤关、礼门。大成殿后有明伦堂、教授署。每逢下雨，海子河里的鱼群沿龙门路两旁的沟渠逆水而上，真有鲤鱼跳龙门的景观。

“先秦孔氏无论是否出仕，均以习儒为业，聚徒授学。此后孔氏家族以儒学为家学，代代相传。自南宋以来，学官之职大约有儒学提举、教授、教谕、学正（相当于教育部门领导职务）等，而各书院的负责人一直称之为山长。孔氏族人承其圣祖孔子的衣钵，终身从事教育事业，担任各地学官者甚众”。

德安府时，儒学盛极一时，设府学、督学府，建龙门桥，也就有了儒学路、龙门路。儒学路一直就是莘莘学子进士之路。古时进入东门的这条街府学、县学齐集，学子如云，故而称东门为“资生门”。自64代尚硕公开馆授徒始，67代，毓周清武庠，补廩后即住城内考栅街设帐授生。咸丰年恩科副榜广生公（字鼎占）即公之曾孙。此后庠生，69代，继宗字耀轩清廩生，诰封奉政大夫，请谱时同继泗公获授公府三品执事官。

从62代闻达公传至67代，历经、65代衍俊公赴曲阜请谱、继宗同治十年1871年，69代继宗、继泗两公重修支谱，赴公府铃印，20本，续颁字派十字。

民国22年9月28日，亲族大会，篡修合族大谱。安陆孔氏一支宪齐公偕镛公，赴阙里参加大典。5600余人，仅次于乾隆登基。次年铃发支谱30本载字派10字。可见安陆孔氏一族始终保持着与孔氏”核心层保持着联系。经几代人的繁衍生息，安陆孔氏子孙中始有“武庠”、“廪生”、“五品衔补用知县襄理营口山海关”等职。（山海关，清政府龙脉镇守要塞因为被认为是满洲人的“龙兴之地”而强加管制，故有废弃长城却不废山海关之说，足见其重。自康熙初年至十九世纪中叶长达200年的时间内，清廷对关东地区实行封禁，以山海关为界，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地作为清朝的政治、经济“特区”而受到严格保护）。继字辈之后，正是这支孔姓家族人才鼎盛时期：

继时：五品封典妣；咸丰恩科副榜，广生公（鼎占）为其子；

广生公：（字鼎占）：咸丰年“恩科副榜”毓周曾孙。

广盛公：六品军功墓在城北乡小山河；

广新：拔贡候选直隶州判5品封典；墓在城北乡小，

昭祺：五品衔直隶北河州判补用知县襄理营口山海关

宪椿：试用典史；   

（三）、“留养局”的形成推广，孔氏当仁不让

安陆孔氏一族，从残谱记载，其广字辈以前墓地于城北毛家湾、七里河等地；昭字辈及其后始有人葬于南门留养局、四官殿、卓家湾、八角楼、凤凰山、杨家山等地。其中：根据残谱先后依稀统计，城北人10人次，东北隅5人次，七里桥12人次，卓家湾6人，城南门外留养局6人次。“广生。墓在城南门外留养局，侧妣彭宜人，墓在城南乡杨家山”。谱上首次出现“南门留养局”。

“留养局”是一个什么机构？

留养局，又称养济院，以恤贫民之离逖，或鳏寡老疾无依者，善政也。”明清时期，官府曾建立粮仓，备灾荒年开仓济民，同时设立留养局，收留流浪贫民。谱载，孔氏子孙（广字、昭字）多人入留养局。

在以农业为主、科技不发达的清朝封建社会，赈济灾民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清代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用心于赈济政策，其制度是在总结借鉴明代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乾隆年间，直隶省经历了一场大的灾荒，灾民遍地，急需救济。直隶总督方观承在任上注意推广留养之政，在赈济灾民方面有所贡献。留养局普遍建立，仅出现于直隶。主要是利用庙宇寺观建设留养局,既有历史渊源又有现实考虑。

乾隆三十一年（1766），直隶总督方观承上疏奏报，淀泊河滩淤地，以前均拨给贫民认垦完租，每户不得超过三十亩。近年由于胥吏豪强编造名户兼并，请全部查明收回，归留养局作为赡养贫民之用，条奏得旨允准。乾隆二十四年(1759),方观承辑成《留养局案记》并上呈皇帝,该书对直隶省内留养局分布，赈济灾民情况详加介绍，标志着在直隶全省各地留养局完全建成。直隶总督方观承提出的赈济方法得到乾隆皇帝的嘉许，并在各地依照推行，颇著成效。

（四）、关于人口增长情况

元朝时期，蒙古灭金和西夏造成人口锐减，北方人口一度损失高达80％。元朝统一时，中国实际人口大约为7000万，至14世纪的元中后期增长至8500万。

明中后期：2亿由于战乱，明初人口同样锐减，但至明中后期的万历年间，官方数据给出的人口数约

为6000万，但由于普遍存在的瞒报人口的情况，粗略估计明中后期人口已经接近2亿。

清中后期：清初官方人口数据仅为1000万，但随着国家承平，土豆、玉米、甘薯等高产作物的普遍种植和食用，以及大规模的边疆垦荒，至乾隆年间全国人口已经达到2亿，而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中国人口首次突破4亿。

在清朝中期迅速人口增多背景下，留养局之设立，大大缓解了因灾荒引发的阶级矛盾，但由于“淀泊河滩淤地，以前均拨给贫民认垦完租”，但被“胥吏豪强编造名户兼并”，引发新的社会矛盾，不得不“全部查明收回，归留养局作为赡养贫民之用”。那么，如何破解这一社会矛盾？又由谁破解？

随着清政府对孔子圣裔恩宠，孔氏家族得以迅速壮大，其影响力传及其独特的"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的“仁政”思想。屯垦、赡养之举非孔氏莫属，孔家营应运而生。  

孔家营之设立，可谓一举数得。缓解因灾荒引发的社会矛盾，又增加农业收入，解放了生产力，保证了了粮食产量，体现了政府对孔氏恩宠的兑现，也宏扬了儒学思想。考虑到孔氏自古就有为民思想。

作者：孔述，祖籍湖北安陆南城孔家营。注册管理会计师，现居安徽怀宁，安庆市作协会员，书画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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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易逝，老家记忆时时的记忆的温床熠熠闪烁，让人回味无穷。